挚友的恩师病逝，我也为之悲哀缅怀。这当是种积极的悲哀，因为不曾出于伤害；而推及身边健在之人，感恩催促自己成长的良师益友。

看阅兵时伴随激动心情的，是对初中校长言传身教的回忆。我感到自己在初中接受的爱国主义和为人品格的教育，尤其是后者，时时警示我做高尚的人，正直的人。

我的初中是上海市卢湾区民办五爱中学。我小学毕业那年正是就近入学第一年，母亲不想让我在家附近的普通中学（浦东新区）就读，就托关系去了黄浦江对岸的这所私立学校。那几年又赶上上海中学生源突增，卢湾区教育局请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校长陈国屏出山，以其个人名望召集区里甚至市里优秀的退休老教师，临时组建一所中学。陈校长可谓临危受命，召集各路经验丰富的退休教师，在一个破旧的小学校舍里，很快建起一所民办中学。

尽管一个年级只有2-3个班级，但每个学生都由陈校长亲自面试入学。校舍简陋，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篮球场，狭小的操场还与居民区接壤；而陈校长充分利用学校附近的体育场和游泳馆，竟然保持每周一次的游泳课。体育音乐美术课，更是不会因为考试临近而取消。极为有限的校舍中，硬是挤出一间电脑房，他常说：在21世纪不会用电脑，就像现在不会用电话。

陈校长是一位慈父严师，不苟言笑。每周的升旗仪式都亲自发言，作爱国主义教育。他教会所有学生唱《游子吟》；每年的清明节，他老人家走在最前面，带领全校师生步行5公里到龙华烈士陵园扫墓，在无名烈士墓前默哀，讲述江姐和小罗卜头的故事，动情之处声音哽咽。

他带所有低年级学生的政治课，强调社会行为规范准则，注重安全意识和技能教育、青春期心理生理卫生；似乎这些极为重要的教育，只有他自己讲才放心。

他在学校狭小的厨房，一个一个地教会学生煎荷包蛋，安全使用煤气。

有一次和父亲的同事交谈，说起他曾经也是陈校长的学生，说自己如何调皮捣蛋，被校长罚站。突然想象陈校长当年是多么英姿焕发。

一个周五的下午，学校里几乎没有人了。下着暴雨，昏天黑地，大风把教室的门猛地砸上，锁砸坏了。我被大雨困在教室里。不多久，陈校长拿着一把锁进屋。装了几次，没法装上。我在教室里看书，愈发冷了。过了半小时，陈校长拿着另一把新锁，装上了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他已经全部淋湿，分明是跑去了五金店。

还有一次我的课椅坏了，去找后勤师傅，陈校长也在那里讨论后勤采购。我说椅子坏了，要修。陈校长二话不说，拿起锤子和钉子把我带到教室。我正为他老人家亲自动手过意不去，不料他说：我教你怎么用锤子，你自己修。他边比划边说，怎样根据钉子的高度用手指固定钉子，怎样敲锤子时保护自己的手。我动作拙劣，折腾了半天，终于还是自己修好了。

待我毕业通过竞赛得奖进了上海中学，陈校长把我的名字用红粉笔写在走廊的公告栏黑板上。

待我中学毕业保送进了北大，带着刊登对我的访谈的青年报去看他，曾经两鬓斑白的陈校长头发已经花白，但还是精神矍铄。交谈同时，他早已把报纸复印好几份分发给我以前的任课老师，看到他兴奋的眼神，我突然涌起感动与自豪，感动于教师的纯粹追求，不就在于桃李成蹊；自豪于自己没有辜负陈校长和这么多老教师。

但是待我大学毕业，得知母校已经没有了，因为生源的高峰过去了，也不需要这个“临时”学校了，陈校长和老教师们，“又一次”退休了。短短十年的一所学校，像一场梦。站在曾经是校舍的建筑工地上，眼前是起重机的轰鸣，听到却全是狭小操场上的运动喧嚣；那原本飘扬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光秃秃的旗杆，仿佛仍然承载着那低沉的游子吟；和颤抖的声音，讲述江姐绣红旗，讲述小萝卜头仰望高墙外自由飞翔的鸟儿。

后来听说陈校长跟子孙去了美国，却再没法联系上了。如果有人知道陈校长现在何处，请告诉我！